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史源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这个小县城》报道：回答一个谜题，北京专家进村采集语音为什么选择滦平县？地理上并不属于中心的滦平，为什么人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600多年形成标准音
200多年的历史断层，“洗”掉了滦平原先的方言；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又让滦平成为北京官话的推广区。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作出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决策：迁都北京。固守长城，在长城外很大范围形成军事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一片无人区，而滦平就处在这个无人区的最南边。
清朝，包括皇家内务府直管的皇庄、王府直管的王庄和八旗各级官兵所有的旗庄，纷纷建立“口外庄田”。
“口外建庄”的过程，恰好与北京官话的普及同步。这一过程也需要追本溯源。早在明朝，官方语言为南京官话，以金陵雅言为标准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移入数十万人口，随之而来的南京官话又成为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的基础。——满清入主北京以后，朝廷积极学习汉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满族人学说的北京话，逐步成为清代推广的新的北京官话。这个时期，恰好是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的高峰时期。
王国平认为，庄田与京城交往密切，受当时北京官话影响较大。滦平既然像是空白磁带，大量来源多样的移民没有强势方言，通用的就是清朝推广的北京官话，可以说在清朝时滦平就是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清朝高级贵族群体在滦平纷纷建立“口外庄田”，在空白区域形成一个新的贵族区。北京官话是北京雅音，区别于北京胡同音，雅音以当时有文化的贵族群体为主要使用人群（并带动其他人模仿学习），学习汉语韵典，在语速、气流、韵味等方面有讲究，形成高雅音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滦平话，受北京官话影响很深，演变中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比如直接、清晰、明确。也许这些恰好符合推广的标准吧。”从清末到民国，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的北京官话最终成为新中国普通话的前身 。
另外，值得了解：清朝政府为什么推行雅音？除了交流的功能（关外的皇太极时期就对八旗子弟设立了翻译考试科），还有科举考试里汉语用韵的要求。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以管理庞大的国家，二是为了从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人里获得优秀人才，三是有助于以经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入关后，顺治二年进行了首次科举考试，康熙时期还采用“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等等。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都要求汉语用韵：八股文因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被称八股文，对偶句要用韵。试帖诗主要是要精通结构和用韵。因此，有北京官话能力就拥有一种优势，有文化的群体和贵族群体出现学习汉语雅音的气氛，懂雅音成为某种高级身份的标志，导致他人模仿。汉语韵书著名的有《唐韵》、宋代《广韵》、明初的《洪武正韵》。
普通话语音的特点是：声母除舌尖后擦音、鼻音 、边音外，无浊音；韵母多复元音，鼻韵母有前后之分；没有声母的清浊对立，没有入声韵，尖团合流，声调较少，调式简单，另外有轻声和儿化韵。
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1、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坏（huài）”，而且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ч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2、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3、声调抑扬顿挫，富有表达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能够较强的表达一个人的情感。
现代标准汉语的发音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而韵头、韵腹、韵尾又被合成称为“韵母”；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曾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方案。
依据注音符号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1个声母、3个介母、13个韵母及4个声调。
依据汉语拼音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3个声母（计入y、w两个半元音）、39个韵母（略同于注音符号中所有独用与结合韵母）和4个声调。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由于不同方言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精华，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补，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来。不过推广一门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要恰当处理好地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推广之间的协调性。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地方语言，而是要消除沟通障碍，但是在推广当中的确出现了消灭方言的现象（例如南宁的平话与白话）[30] ，所以在推广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积淀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因为多样性，这个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为多样性，生物圈才能维持平衡，保证物质流动和能量传递能够正常的进展下去。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才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因为多样性，才不会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同样的思维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
北京话、大陆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话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周恩来总理谈“推广”
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就阐明：“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标准口音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基准，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种大类“方言”。即使是标准，三地也有区别，如“消息”一词。大陆“息”读轻声，台湾读二声，新马同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
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新派国语都是被视为标准的；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学习普通话及口音的有无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
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但台湾地区的取音不同与大陆地区，如垃圾、崖，中华民国国语文读“乐色”、“ㄧㄞˊ yai2”，大陆普通话读“拉机”、“牙”。
台海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长时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台湾调国语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陆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比如说，“里长”，相等于大陆的“村长”，在台湾，里和村为相同等级的行政区域，而大陆没有这种行政区域。以下括号内均为大陆替代用词）、“邮差”（邮递员）、“车夫”（台湾与港澳地区只会对非机动的陆上运载工具的驾驶员才称车夫，已成为旧时代语汇，如今使用或含贬义）、“佣人”、“次长”（中华民国文官体制，次长约略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级任教师”（班主任）、“学艺股长”学习委员）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词，也继续在国语中经常使用。但是，中国大陆则是使用反映新社会关系的一些词语来替代它们。 “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
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台湾国语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日语、福佬话或客家词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如“定谳”。台湾国语词汇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词语继续指称某一群体的人。由于，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各地成立许多眷村，各省或帮派间词汇亦有少部份成为台湾国语的词源，例如条子（警察）、马子（女性，女友）。台湾亦出现很多国字头的词语，如国乐、国文、国中、国字、国立等，其“国”字可能代表：国民、民国、国家、中华民国或著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同样地，中国大陆由于共产主义体制下重视“人民当家做主”，故名称多有“人民”字样，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公社（已废除）、人民公园等。大陆又因为60年间特别的历史原因出现了许多名词，如“武斗”，“知青”，“老三届”，“自卫反击战”，“下海”，然而这些用法在1980年之后渐渐减少，同时一些1949年前的旧称呼重新出现。现今的大陆网络事件也造就许多新词汇，如“欺实马”，“草”，“羊叫兽”等名词。
此外，两岸对新名词的不同译名也是词汇差异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在于新出现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称“原子笔”，在大陆多称“圆珠笔”。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正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如今，“现代标准汉语”的三个名称正好体现地方用语的不同，如“普通话”（大陆、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则为非官方叫法）、“华语”（新马）。
